母校维多利亚vic309官网建校90周年即将来临，回首半个多世纪以前在演武亭畔度过的岁月，如烟往事历历在目。 我是1953年，从原福州大学转入母校的。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直到1960年出国留苏，前后在母校逗留将近7年。因此可以说，母校是我人生旅程的第一个驿站。那期间，化学系浓厚的学术氛围给予我良好的熏陶，老师们对教育事业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热情、诚恳待人的风格无不潜移默化地给予我有益的感染。我庆幸自己能有一段在这样的大集体中熔炼的经历，为一生的成长奠定了扎实的根基，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 那时期，母校化学系主要由卢嘉锡教授“掌舵”。卢先生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在美国 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著名化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鲍林教授从事晶体结构研究，造诣高深。他深知，化学学科的发展势，必要求致力于认识物质的微观结构与宏观性能相互联系的规律，而X射线衍射是探索晶体结构的强有力手段。因而在50年代初，他就想方设法着手建立X射线衍射实验室，并招收研究生，同时为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与晶体结构有关的课程。 1954年夏天，我们修完三年级课程。卢老师便把我们物理化学专业的10名学生派到广州华南热带植物研究所生产实习。当时该所进口一台东德产的VEM型衍射用的X光机，专程来人要求厦大派人帮助安装。该机当时在我国南方一带是头一台。学校郑重其事地选派化学系系主任陈国珍教授和物理系讲师刘士毅前去帮助安装。陈国珍教授留学英国期间就从事过X射线粉末定性分析研究，也是X射线晶体学的行家里手。我们原计划在广州做的X射线衍射实验，因设备受损坏，而未能实现。陈国珍教授便利用从国外带回的粉末衍射照片，指导我们通告测量和计算，学习分析样品成分的方法。陈主任还专门为广州市科技界做了一场“X射线粉末定性分析法”的学术报告，深受欢迎。 那年年底，母校也争取到一台VEM型X光机，使化学系具备了做X射线衍射实验的初步条件。当时大家把这台仪器视若珍宝，将其安装在化学馆三楼，在一楼还专门为它建了防弹储藏间，屋顶有厚水泥和数尺厚的沙层保护。在当年反空袭斗争的紧张时日里，常常是做完实验后就要把这台仪器抬到储藏间加以保护。 我于195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被指定为卢先生的研究助手，任务之一是协助他筹建X射线衍射实验室。1956年，卢先生了解到北京中科院物理所在陆学善先生指导下，自己制造了一台可拆式的X光机后，就派张乾二和我两人到该所学习。我们在北京逗留约一个月，除了在物理所了解这台仪器的结构和研制经验之外，还到北京地质研究所学习晶体的光学性质测量技术。回校后也按物理所的图纸自制了一台，可拆式X光管的金属部件是厦大仪表厂加工的，高压变压器是从上海精密医疗仪器厂订做的。在安装和调试的过程中，卢先生经常到实验室关心过问，有时还亲自检查线路和装接情况。1958年夏天，当我们用荧光片观察到这台X光机所发出的X光时，那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 要进行X射线衍射实验，还需要有各种类型的衍射照相机和一系列的辅助设备。卢先生亲自指导厦大仪器厂制造出粉末衍射照相机、劳厄（Laue）照相机、转动和摆动照相机、载晶器、测量晶体面间角用的双圈量角器以及用于制分子球模型的量角器等等，他为此花费了大量心血。这些仪器虽然现在看来均较粗糙，但在当时却解决了大问题，使晶体的X射线衍射实验得以进行，研究工作能够开展。不仅解决了本单位的困难，也为国内许多兄弟单位解决了实验上所需的设备。 在回顾那几年在厦大所接受的晶体学培训时，还必须提到教我们《结晶学》课程的陈 允敦教授。陈教授是燕京大学早年毕业生。他对《晶体学》教起来如数家珍，尤其是他亲自设计、绘制一整套用于剪贴成晶体模型的纸板图，让每位学生自己动手做成晶体多面体的立体模型，一有空就可取出来，随时分析、观察、推敲、琢磨，使学生益发滋长对晶体学的知识和兴趣。 我于1960年以进修教师身份由母校派到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师从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柏拉伊柯斯基教授，用X 射线衍射研究无机化合物的晶体结构。由于这方面的基础知识，我在母校学习和工作期间已初步掌握，到了一个具有优良学术氛围和仪器设备的学术机构，做起来得心应手。我当时对来之不易的留学机会倍加珍惜，决心发奋努力，日以继夜投身于科学研究。为了充分发挥仪器的工作效率，有一个时期，我索性睡在实验室隔壁的沙发上。功夫不负苦心人，不到一年，导师交给我的第一个化合物的结构，便被我解出。记得1961年秋天，当导师看到我的研究成果时，开始不太相信，继而有点惊异，高兴得叫起来。导师的夸奖使同一实验室的人刮目相看，接着他还让我帮助一位波兰留学生的研究工作。一年多后，导师在我的年度工作鉴定书上，除了写了一些赞美之词外，还建议学校让我延期三个月，进行副博士论文答辩。这与同期在该实验室的两位苏联研究生形成鲜明对比。这两人已经在学四年，其研究成果还不够答辩份量，而我才两年不到就达到要求。记得当时卢嘉锡副校长还特地打电报向我表示祝贺，正好在苏联访问的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先生还找我到我驻苏领馆谈话，给予谆谆勉励，使我感到无比温暖。由于国内工作需要和当时的客观情况，我谢绝导师的建议，如期回国。 为什么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能取得显著的成绩，这显然与母校的培养密切相关。留苏回国后，我同时在福州大学和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两个单位工作，继续帮助卢先生建设结构化学的南方基地。 1960年，原先附设在母校的福州大学搬到福州，卢嘉锡先生被任命为副校长，母校化学系的物质结构教研室几乎整套人马连同设备，作为支持福大而搬到福州，成为组建福州大学化学系和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的基础。其中还包括刚成立不久的福建技术物理研究所。 1958年，在“全民大办原子能”的口号鼓动下。福建省科技厅找到卢嘉锡教授，请他出面帮助筹建福建省的原子能事业。作为第一步，卢先生出面组织了一个原子能考察团。这个考察团共有7人，厦大4人，除卢先生之外，物理系林星教授，生物系黄厚哲教授和我，此外有福建医学院林公济教授，福建师范学院林仁穆教授和福建农科院林兆松研究员等。考察团主要参观北京、上海两地，参观的单位有地处北京郊区，刚由苏联帮建起来的原子能反应堆，还有某些单位自建的加速器，以及在工业、农业、医学等方面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情况。最后到上海参观在中苏友好大厦举办的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展览会。回厦大后，遵照省科技厅的意见，着手成立一个研究所，挂起“福建省技术物理一所”的牌子，地点设在毗邻南普陀寺的厦大防空洞外的一幢二层小楼内。所长由卢嘉锡教授担任，我做具体事务，主要研究骨干是卢先生的几位研究生，后来还有无机教研室的王文兴。初步计划开展同位素分离和放射性检测等研究。相应地在化学系办起放射化学专业，主要开设两门课：《原子核物理》，由卢嘉锡教授讲授，而《放射化学》则由我与几位研究生合讲。该专业好像只办一届就没继续办下去。当时我因为被选拔准备出国留苏，就脱离研究所的工作。 1960年，福建技术物理一所搬到福州之后，一个时期内，还将发展与原子能有关的科技作为主要方向，才有了该所安装在山头地下的放射源―钴泡。后来，随着该所划归中国科学院组建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并定位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研究所，才逐步与原子能脱钩。由此可见，福建物构所的前身－福建技术物理一所是发端于母校的。现在，福建物构所已经成为中国结构化学的“南方基地”。因此说母校作为这－基地的孵化器是恰当的。 （完稿于化学系1955届同学聚会之际，2010年11月） |
